“中国人委天数，西方人恃人力”。与西方人不同，中国古人相信天机在于数字。
千百年来，中国孕育了内涵深厚的数字文化。人们赋予数字较多的文化象征含义：“一帆风顺”“二龙腾飞”“三羊开泰”“四喜发财”“五谷丰登”“六六大顺”“七星高照”“八方来财”“九九同心”“十全十美”“百事亨通”“千事顺遂”“万事如意”，数字从计数符号逐步发展为底蕴丰富的数字文化，并被人们运用于各种生产生活实践中。
数字体现在城市的尺度数字、街道数目，建筑的层数、高度、直径，栏板的个数等诸多方面，并借以表达古人的等级观、宇宙观、吉祥观等思想观念。
数字与等级观
中国古代社会十分强调等级差别，建筑反映等级和社会地位的现象在中国比较突出，建筑设计中的数量关系也是等级制度的产物。
例如唐朝规定三品以上官吏的居室不得超过五间九架，六品以下不得超过三间九架；明朝规定一二品官员厅堂为五间九架，三至五品官员厅堂为五间七架，庶民百姓堂屋不得超过三间；清代规定王府正门五间，正殿七间，后殿五间，一般百姓的正房不超过三间。
北京故宫作为明清两代的皇宫，无论是规模还是等级都属于最高层级，太和殿面阔九间，高度为九丈九尺高，午门高大砖石墩台上建有崇楼五座，正楼九开间等等。
数字与吉祥观
吉祥观是指在长期社会实践和特定心理基础上，人们为趋吉避凶，将某些自然事物与文化事物视为精神依托的观念与信仰。
数字的吉祥意义，多来自阴阳五行学说的约定，特别是对奇数的推崇，渗入到规划、建筑、装饰等各个层次。
民宅建筑中房屋间数也象征吉凶，《鲁班木经匠家镜》“造屋间数吉凶例”中写道：一间凶，二间自如，三间吉，四间凶，五间吉，六间凶，七间吉，八间凶，九间吉。
数字与宇宙观
对宇宙的思考与探求一直是古人的重要思想内容之一，“月令图式”则是古人思想观念中的一种宇宙模型。
“月令”体系将时间、空间二者统一起来，以春季配东方，夏季配南方，秋季配西方，冬季配北方，成为时空合一的宇宙模式，从而把神秘的时空改造成可以感知的模型。
北京天坛祈年殿是典型的代表。祈年殿一共有28根楠木大柱，其中被称为“龙井柱”的柱子有4根，象征着春、夏、秋、冬这四个季节；中层有12根“金柱”，数字12代表一年中有12个月；最外层的12根柱子寓意一天有12个时辰，中层和外层一共有24根柱子，与一年之中的24个节气相对应，龙井柱和这24根柱子总数量为28根，这28根楠木大柱代表我国传统文化中的28星宿，与顶柱8根童柱相加后总数为36，代表36天罡。
数字与天地观
中国古人追求天、地、人和谐的思想，“天圆地方”的观念深入人心。
蕴含此观念的中国古代建筑设计中的方圆作图比例手法历史悠久，已经过数千年的文化积淀。
《周髀算经》指出：“数之法出于圆方。圆出于方，方出于矩，矩出于九九八十一。”
“万物周事而圆方用焉，大匠造制而规矩设焉。”北宋的《营造法式》一书中，出现在图版中的第一幅图样即是“圆方方圆图”，分别为一幅“圆方图”（绘一圆与其内接正方形）与一幅“方圆图”（绘一正方形与其内切圆）。
圆方方圆图
古人在宫殿的规划设计中常以“象天法地”概括。
紫禁城的名称，首先就是象征天帝之居所，因此，有学者通过对紫禁城中二十余座单体建筑的构图比例进行了分析研究，印证了方圆作图比例（１：√2：２）在建筑中的广泛运用；同时，紫禁城整体规划同样遵循着近似的比例关系。
近现代纪念建筑与数字
南京中山陵由吕彦直设计，从碑亭到祭室的花岗岩石阶被分成八段，上层三段、下层五段。上层三段象征“三民主义”，下层五段象征五权宪法。
根据记载，这段路程的石阶数量共为312级，与孙中山先生的忌日3月12日相吻合。陵门为三拱门的形态，是“三民主义”的具体象征。
周恩来纪念馆由齐康院士设计，选址在水中的一个半岛上，建筑融于自然之中。造型上采用抽象的方形，象征着中国传统思维中的“天圆地方”观，具有“正直”“中和”“方正”“四面八方”之意。此外，将方形置于“中轴岛”的圆形外堤中，通过强烈的对比，更加强调和突出方的形象。建筑中的四根石柱隐喻着周恩来总理生前提出的四个现代化，从正门拾级而上的51级台阶隐喻着周总理自23岁投生革命，历经28年于51岁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的历史。
这些看似辉煌的建筑背后竟然暗藏着一些神秘的数字，这些数字不仅在中国古代皇室建筑中有所体现，在玛雅，埃及有都有涉及。人们不禁迷惑，这些数字究竟有怎样的特殊含义，以至于都渗透于建筑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