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传佛教寺院建筑风格的演变

寺庙建筑是佛教的外在表现,其演变与佛教思想的中国化完全一致。在这个过程中,寺庙建筑随着佛教中国化思想的变化而变化,反过来又影响和加强了中国化思想。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构建了丰富多彩的中国佛教文化

佛教寺庙是佛教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元素之一,是佛教精神最直观的表现,是弘扬佛教文化最重要的载体之一。

汉传佛教寺院建筑风格的演变  第1张

印度最早的寺庙是佛陀在世时设立的各种精舍。佛教经典《大智度论》和《大毗婆沙论》对此有明确记载。时隔2000多年,这些精舍的建筑形态已经无法检查了。然而,从古印度寺庙遗址的考古发现可以看出,当时印度佛寺的形状大多在中央设置方形佛寺(或佛塔),周围设置僧房,佛寺(佛塔)内设置佛龛。按照印度的传统,首先是立塔供佛。此外,还建了讲堂和精舍供养僧侣。因此,必须以塔为主,然后包括讲堂和精舍。

洛阳白马寺是最早的汉传佛教寺庙,是按照这种形式建造的。根据魏书·石老志记载:自洛中构白马寺,装饰佛阁,画迹奇妙,是四种方式。凡官塔系统仍然是根据天竺的旧状重建的。可见白马寺是以佛塔为中心的方形庭院的布局。其实这是印度佛寺典型的建筑模式,

正史上最早记载的中国佛寺史料是晋陈寿的《三国志》,其中记载了公元193年左右东汉荣建造的浮图祠(祭祀佛祠,即后来的佛寺)的形状:以铜为人,金涂身,衣以锦……下为重楼阁道。这也是以供奉铜佛像的佛塔为中心,周围有各种各样的殿堂和阁道供信徒安居。由此可见,佛教初传中国时,寺院大多是这样的。

在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国佛教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各地修建了大量的佛寺。据北魏杨炫写的《洛阳伽蓝记》记载,北魏时期洛阳有1300多座佛寺。洛阳最大的佛寺永宁寺形状如下:北面是正殿,仿太极殿。正南有三门楼,殿南有立九层浮图(佛塔)。可见当时的佛寺建筑依然是前塔后殿,从而凸显了佛塔的重要性。但在总体布局上,永宁寺采用了中国传统的中轴线对称布局,殿堂是按照中国传统建筑建造的。

在此期间,随着佛教的繁荣,许多贵族舍宅为寺——供养自己的家,改造成佛教寺庙。显然,这些私宅改建的寺庙不能按照印度佛教的形式设置。随着这类寺庙的增多,出现了以佛寺为主的寺庙。首先,寺塔并列,然后在寺外或寺旁(塔)建塔。从那时起,佛塔不再是寺庙建筑的主要元素。此外,这种形式的选择是最合适的,无论是使用方便、施工成本和时间,以及遵循中国传统的庭院布局,以满足社会的审美需求。

汉传佛教寺院建筑风格的演变  第2张

此后,随着中国佛教思想在唐代的逐步建构和完成,以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为主体,佛教已成为当时文化的主流。当然,佛教的寺庙建筑也反映了这一点。初唐时期,道宣律师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撰写并绘制了《关中创立戒坛图经》。在这部作品中,他将中国早期以塔为中心的佛寺布局改为以佛寺为中心、塔寺并存的多庭院布局。道宣律师作为中国律学史上最重要的思想家,这种做法极具象征性。

这一思想在唐代寺庙建筑中得到了广泛的体现。陕西西安大慈恩寺建于唐贞观22年(648),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是第一座寺庙,四年后在寺庙外建造大雁塔,这表明此时的佛塔不再是寺庙的主体,而是成为寺庙旁边的建筑。

中国佛教寺庙建筑有自己的设置。特别是从唐中叶到五代,禅宗的繁荣加快了佛教中国化的步伐。随着汉代佛教七大加蓝(即寺庙应有七个主要大厅)规则的建立,佛教寺庙的布局完全被中国纵轴宫殿和庭院所取代。

到了宋代,随着佛教的快速发展,佛教文化已经广泛融入到公众的生活中。此时,佛教寺庙的功能也有了更大的扩展:佛教寺庙不仅是举办宗教活动的地方,也是公众交流和旅游的中心。此时,佛教寺庙建筑更广泛地吸收了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元素。

例如,宋代佛教的文人体现在佛教寺庙的建筑风格上,吸收了大量中国传统园林文化的内容,布局更加生动、自然、充满生活气息。这种趋势在当时的中国南方尤为明显。这一新元素的加入使佛教寺庙建筑发生了更大的变化。

到了明朝,佛教已经完全融入了中国传统文化。当时强调儒、释、道融合,体现在佛教寺庙建筑上,强调不同文化的共存。因此,供奉对象和佛教寺庙的种类逐渐增加,生活氛围更加浓厚;佛教寺庙建筑更加官方,逐渐采用官方宫殿建筑模式。

汉传佛教寺院建筑风格的演变  第3张

例如,佛教寺庙以大雄殿为主体,中间以南北纵轴线为主。主要建筑位于南北中轴线上,规模较大,体现了强调礼仪秩序的色彩;次要建筑布置在轴线的东西两侧,规模小,布局自由;佛教寺庙的屋顶风格也根据中国建筑传统进行了分类。许多佛教寺庙都在展示自己的地位,屋顶形式只能出现在皇家宫廷建筑和官署建筑中。

至于各种流行的民间建筑形式(藻井、隔扇、斗拱等)。)、装饰方法(绘画)等。,广泛应用于佛教寺庙建筑中。这种形式也被清朝采用,一直延续到现在。

寺庙建筑是佛教的外在表现形式,其演变与佛教思想的中国化完全一致。在这个过程中,寺庙建筑随着佛教中国化思想的变化而变化,反过来又影响和加强了中国化思想。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构建了丰富多彩的中国佛教文化。(作者:2017年吉林建筑大学《中国宗教》第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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