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不同文化领域的人对 “维持记忆”“建造”的不同方式及其文化原因说起，进而分析了这些不同导致他们对“古建筑保护”的理解及保护措施不同。基于这些不同，引发了他们对于现代城市和建筑认识上的差异。最后提出，设计师在建造时就应该考虑保存的可能性。
1 前言
约翰•罗斯金提出，“有两种事物可以帮助人们记忆，那就是诗歌和建筑。其中建筑对记忆的帮助更大，因为它是用双手建成的、用眼睛看到的事物，比诗歌更有体验性。”[1]然而，文化差异导致了他们对于维持这段记忆的媒介不同，建造的方式也大相径庭，进而导致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对于“古建筑保护”的态度不同，延伸到对于当代建筑和城市的发展态度不同。所以，“古建筑保护”的差异可能从“古建筑”建起的时候就已经决定了。
2 西方、日本、中国对 “维持记忆”“建造”的不同方式及其文化原因
2.1 西方依靠物质维持记忆
众所周知，西方对于物质、写实非常看重，这点从绘画、雕塑也可以看出。
在古代建造时，也多使用石材，例如帕提农神庙、万神庙、古罗马斗兽场等等，靠物质的遗存保持记忆，自然希望它们不仅耐久，而且能够永久。
2.2 日本不靠建筑来维持记忆，不在意重建
日本自然灾害严重，经常重建，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思维方式，建造时就做好了被毁坏的准备，丝毫不畏惧重建，甚至对于重建还有一些期盼。这给新科技和时尚带来了可能性，也是日本成为科技和时尚前沿的重要因素。
正因为此，日本的建筑也多使用新材料和新技术，较为多变。
2.3 中国重视精神留存而非物质
中国文化向来在意精神留存，从国画中和诗歌中就可以看出，艺术更多是作为精神的传达而非物质遗存和写实，古物的收集更是从唐代安禄山才开始[2]。这就产生了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我们的历史相对长，但古物研究和收藏的历史却相对短。在中国的文化中，更在乎精神层面上的保存，而不看重物质是否断裂[3]。自古而来，中国人较为内敛，而精神活跃，喜欢“托物言志”。然而，“物”只不过是诗人“托物言志”时所“托”的东西罢了，少有人会在意“物”是否真实存在过，是以什么样子存在的，是否保存了下来。
正因为对于物质遗存的不在意，中国人使用的建造材料多为木材，相对于西方的石材显然更易毁坏。
3 西方、日本、中国对“古建筑保护”的理解及保护措施
对于“建造”“维持记忆”的做法不同，必然导致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对于“古建筑保护”的措施大相径庭。
3.1 西方的“古建筑保护”
西方强调不拆毁古建并保存建筑构件，不在意建筑的风貌已改变[4]。例如，西方的城市里充斥着古老的建筑和街巷(图1)，建筑的构件得到了保存，甚至威尼斯城在几百年间几乎没有变化。因此，西方的新建筑发展自然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图1 法国马赛街道
诺曼•福斯特认为，“这是有问题的，不能只是因为建筑古老就不拆除它。相对来说，日本在此较为开放和明智[5]。”但是柯布并不认为这有问题，他在体验帕提农神庙的时候一样能感受到当时的那种震撼和神圣。“帕提农虽说不是永久的，但是它存在了很长时间。尽管有分解和重组，尽管火烧过，爆炸过，地震过，尽管用作为教堂或其他功能，尽管它的木结构全都没了，尽管大部分装饰和至少一半的石柱框架都没了，它仍然是帕提农。” [6]
3.2 日本的“古建筑保护”
3.2.1 日本伊势神宫的重建
路易斯•康认为，形制并不仅是表面上的[7]，这点对伊势神宫来说尤其贴切。伊势神宫每次重建时的屋檐、大梁的位置有所改变，初始看去，可能体会不到其一致性。然而，中心空的庭院、卵石铺地和篱笆等象征精神空间的场所的一致性得以了延续，重建并没有影响其形制的改变[8]。
伊势神宫作为日本最重要的宗教建筑，每隔20年即重建一次，这无疑也给日本文化中对于的重建观念带来了影响，对日本新建筑的维持时间长短埋下了根深蒂固的文化原因。
3.2.2 日本新建筑维持时间相对较短
除了伊势神宫重建在日本文化中关于“重建”造成的影响，还有一些实际建造上的原因。日本的建造成本相对于地价来说很低，又由于遗产税的影响和日本对于新技术新材料的追求，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日本建筑的重建[9]。
3.3 中国的“古建筑保护”
在中国的城市中，没有什么留下来的地标建筑，这令西方很疑惑。然而，作为文化的最佳载体，中国的文字却是世界上流传最久的，承载着其精神遗存，文字的影响力在中国的大街小巷都能随处体会得到[10]。中国的孩子在现代的建筑里朗诵唐诗宋词元曲，却甚至需要跋涉千里才能从直接感观上读出历史的遗存，这在西方看来几乎是不能理解的。
这从雷峰塔的重修就能很明显地看出来。建于五代的雷峰塔采用的结实沉重的砖石做塔心，较轻的木材做飞檐、平台。重建的雷峰塔与原来的雷峰塔从材质上和建构方式上都大有不同。但是人们丝毫没有介意这一点，它的存在代表着一种象征，是西湖所不可缺少的精神依托。这也类似于“托物言志”，“物”是什么样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是精神的寄托。雷峰塔重建的总设计师也称：“重修不是单纯的复原”，“技术上是现代的，形象上要能传达历史信息。” [11]
4 西方、日本、中国在现代城市规划和建筑上的差异
西方、日本、中国对“古建筑保护”的理解及保护措施的差异，必将导致其在现代城市规划和建筑上的差异。
西方不追求光鲜的建筑外表，看重的是整个城市的活力。他们将建筑看做是城市流动的“摩擦力”，如水流般，带来不同的空间体验。各种各样的建筑由其对城市的贡献达到永恒[12]。这也不难解释为什么西方的城市中会有很多的广场，为什么西方的建筑形式和材质一直未改变了。
日本除了建筑更新速度快，城市的变化也十分迅速。日本由于遗产税较高，继承人必须要缴纳50%的税。于是很多情况下，建筑及地块的继承者需要卖掉其中一块地，将另一块地重建[13]。这也导致了日本的地块越来越细碎，建筑的更新速度也很快。
中国由于不太看重物质的遗存，所以近年来也不断地尝试新的建筑。国家大剧院和央视大楼的诞生也证明了这一点（图2）。 然而，中国的城市结构还是较为内敛的，人的城市性较为微弱，习惯在自己的区域内活动。例如，如果问一个在杨浦区居住的上海人关于浦东的事情，虽然只有一江之隔，但是他们可能几乎一概不知。他们发生城市行为的范围很小，最远可能就到杨浦的区中心购物、活动。这点可能也是古代中国人行为方式的延续：古代中国几乎没有城市性的重大节日，在过节日的时候往往登高、扫墓、家庭聚会等，很少在城市层面上发生一些大型的活动[14]。这从古代城市的平面布局也很容易能看出――古希腊城市的肌理中，很明显充斥着公共活动空间（图3）；而中国的城市，无论长安还是汴梁，都没有城市广场或公共活动场所（图4）。
图2 国家大剧院
图3希波丹姆规划的古希腊城市 图4唐长安城复原图
5 结语
不同文化差异下对建筑的保存给我们很大启发。其实，分析下来，对于物质保存和精神保存也没有绝对的界限。例如罗马的陵墓，虽然遗存下来了，人们也能感受到那种纪念的气氛，但是在祭祀谁？他做过什么？这些问题却很少有人回答得出来[15]。有时，保存的只是一种类似“基因”的感觉。例如，单独看一对父子的眼睛、鼻子等等，可能不会发现太多的一致性，然而，当它们组合后，却能明显地看出他们是父子。这就类似于建筑“形制”的延续，一种风格的建筑，不一定必须完整地恪守固定的比例、尺度和做法，但是却很轻易地看出风格上的差异。
我们现在创造的即是今后的“古建筑”，那么，我们在建造时应该采取怎样的态度？我认为，在设计的时候就要考虑修复的可能性。例如蓬皮杜艺术中心，外露的结构虽易破坏，但是可以更换，而里面的结构却无法替换，结构的整体性还是会下降很多，这就是设计时没有对维护的便利性做太多考虑的结果。[16]对于构件来说，耐久性本身就不好，也许就应该设计成容易更换的，这样，才能在建造时就给“古建筑保护”和“记忆的遗存”带来便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