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年轻的中国学生梁思成前往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建筑，英国弗莱彻（BanisterFletcher）编写的《世界建筑史》是建筑系学生必读的，其中有一幅著名的插图建筑之树:主干是希腊和罗马，在现代欧洲国家生长繁茂的建筑。这棵树上还有一根小树枝，上面标着中日建筑，没有细节，也没有文明主线。与此同时，在日本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学习建筑的刘敦祯也阅读了这本教科书。他也有同样的感：西方中心主义的视角是不可接受的。
面对中国无数的宫殿、寺庙、塔楼和花园，当时谁能说清楚他们的建筑结构特征、形状和布局的审美原则？中国建筑如何从唐、宋到明、清逐步发展？现存最早的木结构建筑是什么，在哪里？梁思成环顾美国图书馆，发现这些基本问题没有答案。唯一的线索似乎是父亲梁启超寄来的，刚被国内学术界发现不久的宋代《营造法式》。但是，在缺乏实物对比研究的情况下，这本尘封千年的建筑工程规范依然是未经破解的天书——铺装、卷杀、环境、诞生、偷心，基本术语的含义是一个巨大的谜。
国际学术界缺乏对中国建筑的理解和研究，这些知识也被国内文化传统所掩盖。与重视金石书画不同，中国文人认为这只是工匠的形而下技能，没有太大的精神价值。
梁思成曾感慨中国建筑的经历：隋唐时期，秦汉旧物没有得到重视或保护。北宋对唐建，明清对宋元遗构，也未知爱惜。一代又一代，直到进入20世纪，中国与世界碰撞，如其他有形的无形遗产，中国建筑迎来了危机时刻：或找到自己的特点，使古代建筑保护和新建筑设计可以延续传统的本质，或理解自己消亡。
林徽因和梁思成一起去美国学习建筑和艺术，1926年接受了美国同学的采访，谈到了祖国的现状。21岁时，她慷慨激昂：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建筑师还不多。一些欺骗性的外国人发现，他们很容易打扮成精通各种建筑方法的所谓新时尚住宅，让这座城市充满了荒谬、荒谬和烦人。我们悲伤地看到，我们当地的、特色的、原始的艺术正被跟上世界的狂热所剥夺。”
英文采访发表在当地报纸上，标题揭示了他们在美国学习的动机：中国女孩致力于拯救她的国家的艺术——在美国大学学习的菲利斯·林(林徽因)攻击正在摧毁东方美的虚假建筑。
1934年林徽因在山西汾阳小相村灵岩寺。她参与营造学社多次田野考察并在学社刊物发表文章。
在时代潮流下，建筑领域的整理国故运动迅速展开。两代人共同承担了这一责任：清末民初政治元老朱启谦——几年前，他还在北洋政府核心领导层从事新政建设。他从自己创造现代市政和文化遗产保护的经验中关注古代建筑问题，并了中国建设学会，因为他发现了创造法国的机会。两位杰出的留学生梁思成、刘敦祯，学成归国后，成为学社研究工作的实际主持人。朱启谦放弃了太监的职业生涯，梁、刘也暂时离开了大学教学岗位，创建了建筑公司的慷慨回报。他们全心全意地建立了这个紧密高效的小团队，筹集资源，制定自己的计划，并以私人协会的名义进行了古代建筑的调查和研究。
从1932年学会工作全面开展到抗日爆发前五年，学会成员走过中国数百个县市，寻找近1000座古建筑，首次对其进行了现代科学方法下的测绘记录和研究。许多建筑的意义首次得到认可。例如，五台山佛光寺是中国唐代木结构建筑的实证。
抗日战争爆发后，学社辗转反侧，克服困难，继续学术工作，因地制宜，在中国西南地区进行了一系列古建筑调查。
无论是因为它的现实价值还是浪漫的想象力，创建学会的工作在今天被人们津津乐道，在当时却十分冷门。这些先驱大胆地在古建筑研究中赌注了自己的才华，恰逢正确的时间和地点。他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回报：中国古代建筑的基本原则和发展谱系首次有了令人信服的系统解释。在世界学术史上，建设学会的成功也是一个罕见的例子。个人天才与团队合作取得了微妙的平衡。研究过程结合了详细的案例规划和现场调查中的大胆冒险，最终在知识的空白中全速发展。
回顾他们90年后的工作，今天的建筑史学家们仍然感到震惊和共鸣。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刘昌教授告诉本杂志，每当他调查一座古建筑时，他都会试图找到建筑学院的图纸和报告，然后找到他最想知道的数据，并清楚地标记在黄纸上。
天津大学建筑学院丁耀教授说，阅读学会祖先留下的古代建筑的研究总是感到幸运，甚至那些建筑也可以被描述为超越国际水平的最美丽的图纸和最古雅的中国风格。
那是一个学术大发现的年代。经历了清末民初和新文化运动的观念震荡，中国知识界在三十年代进入更细致的学术建设工作——如同松土播种后，一颗颗果实开始结出。与学社工作差不多同时，梁思成的弟弟梁思永就投身于另一新兴学科考古学，参与主持殷墟遗址发掘，确立中国历史的可信开端。
寻找地上和地下遗产是为了找到中国，回答我们是谁，建立我们在世界文明中的地位。不同之处在于，甲骨文和其他地下材料是第一次出土，那些沉默的地上建筑已经站了几千年——无论寺庙、塔、桥梁、庭院，大多数在不同的朝代被使用甚至翻新和维护，但只停留在实际水平上，建立学会对他们的重新发现来激活其深刻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