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计成在《园冶》里充分表达了对窗的迷恋：“……窗棂遵时各式。掩宜合线，嵌不窥丝。……古以菱花为巧，今以柳叶生奇。加之明瓦斯坚，外护风窗觉密。”如计成所言，窗虽为小木作，却在整个建筑中占有独特的地位。
中国这类木框架结构建筑，窗户作为其围护结构之一，不仅承担着极其重要的隔断功能，还创造了独一无二的审美情趣，比起西方重视四壁雕绘来说，中国人对门和窗的演绎可谓情有独钟，无数诗词歌赋中美好的场景，都发生在窗前、窗内、窗下。一扇小窗，可以为室内小小天地中的人展现自然万物宇宙洪荒，窗，是生活场景中一个高雅的美学道具。
至迟晚唐五代开始，窗的形式就多样了起来，或者说，窗和门的形象开始杂糅，窗出现了如门一样的，可供其自由启闭的伏兔，搏肘等结构，门也开始在上面用格眼、棂条等拓出如窗般的采光的空间，门与窗的功能互相纠缠，门与窗的固有形象受到第一次冲击，南北方对窗与门的理解也在这一时期出现分野。
北方对门、窗的理解不随门、窗形态的杂糅而转变，窗还是叫原来的窗，门还是叫原来的门，《营造法式》中对窗的记载不多，仅有直棂窗与阑槛钩窗两种，其中直棂窗下又分“破子棂窗与板棂窗。
《营造法式》成书于北宋中期，从书中看，其关于窗的部分大多延续了前代保守、防御性强，不善装饰的形象，但从更早的开化寺北宋壁画建筑图像，以及其他雕刻绘画资料来看，此时期的窗户也出现了四直球纹、四斜球纹、四斜挑白球纹、四直方格眼等不同的窗花样式，窗如画布织物一样接受了不同的几何装饰纹样，其造型一改直棂单调的风格，变得丰富多彩起来。至迟从晚唐开始，北方地区的门的上半部分即被诸如窗类的直棂、球纹等拓穿来进行采光，即宋代所谓“格子门”，清代所谓“槅扇门”。
但即便是这样，在北方，门仍是门，窗还是窗，门虽广涵采光与启闭通行的功能语义，但门本身作为启闭通行构件的固有形象完全不会被打破，窗虽然能启闭，但槛墙限制其通行功能，采光仍是主要需求。所以门与窗在北方仍是也一直是两无相犯的二元对立存在，两者间的不同是绝对的。
南方则不同，特别江南一带，南宋以来，出现了一种装于门扇位置，通体用方格眼透光、而不用腰花板、障水板的隔断小木作，按《中国科学技术史》（建筑卷）的解释，应作“避风沓”，“内糊白色纸或绢，它是轻便的活动装修，在夏日撤去，冬日安装以避寒。”避风沓由擗簾竿发展而来，由字面意思上理解即与门相差甚远，建筑每间都会安装外门，避风沓则不同，一般装于檐柱外侧，即檐下来包裹屋身，虽然功能也有启闭通行的功能，但就是不能叫门。
对于这个问题，董豫赣教授与扬之水老师均有解释（董教授与扬老师论文中把避风沓作“亮隔”或”亮子“），认为目的是为了“将起居的身体，从深檐之内，推出檐柱之外，推至小木作装修的外框，以便暖阁受光”，以适应江南冬日湿寒的气候。
那么，避风沓对应的应是一组小木作装修，而不是门（事实上避风沓主要就是由一组可启闭的门组成的），至少不是单独意义上的门，它对应的功能优先级首先是采光，最大限度地接受光辐射带来的热量，而不是启闭、通行，这一点和传统意义的上的、为室内采光所设的窗的功能是相重叠的，但其供通行的功能又是窗没有的，窗与门的既有概念受到第二次冲击。
比较离奇的一点就在于此，明明装在建筑外檐立面，落地、可启闭、可通行的装置却不能叫门，这一装修与构造语言是如此具有地域性，以至于完全不可能也不会在冬日严寒多大风的北方出现，江南的这种轻薄外檐小木装修完全不适用于北方的自然环境，所以北方对门的理解趋于保守，如果南宋有个金国人来到南方，面对避风沓，肯定会脱口而出这是“门”。门、窗的概念第一次发生分歧。
这种地域的、由功能及语义的分歧颇有黏度，一直延续到了近代。翻开姚承祖的《营造法原》，北宋李诫口中的“格子门”，清《工部做法则例》中的“槅扇门”与江南一带的普通带透光槅心的门已无实质上的区别，结构上也非常接近。
但是江南偏偏不叫门，却叫“长窗”，属于窗类，姚承祖工作的年代去宋远矣，其所持有的江南营造意匠，仍带有宋代避风沓遗意，也表明江南的这种小木装修，一直以来与北方所理解的“门”仍有区别，窗的功能及审美意味在这里放大，直接压过了门所广涵的启闭通行功能，“窗”的采光的作用导致了其构造语言直接折叠了“门”。
事实上，在明清出檐普遍缩短的，室内采光普遍改善的情况下，南北这两种木装修无论功能还是形态都趋近了，同物而异名，表明了名字背后所隐藏的内在生成逻辑的不同。
另外，江南一带的另一种门则一直没变过，比如大门及屏门、将军门之类的，门板用木板榀穿而成，即北方普通使用的板门，这类与北方的此类功能、结构均重合的门，其跨地域的构造语言也有与之相对应的接近或完全相同的名称和语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