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传统民居建筑作为中国古代地区性民居建筑的重要流派之一，在中国民居发展史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其独特的马头墙元素作为当地建筑的重要表观特征，是徽州民居与其他地区民居不同的重要标志。长期以来，马头墙一直被认为是防火需求的结果，从功能的角度来看似乎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一些研究表明，封火墙并不是徽州民居所独有的，其他地区的封火墙在其发展过程中使用的形式与徽州的马头墙完全不同。区域建筑符号的出现绝不是偶然的建筑现象，而是特定时期区域文化在建筑中的体现。徽州传统民居封火墙采用马头墙的原因是什么？马头墙的产生和发展是否与明清时期徽州流行的牌坊文化有关？马头墙和石牌坊之间有同构吗？
马头墙和牌坊的文化渊源
牌坊的起源始于《诗经》。《诗·陈峰·衡门》说:“你可以在衡门下栖息。”这里所谓的衡门实际上是一扇由两根柱子和一根水平木材组成的城门。从汉代到唐代，由于里坊制度的繁荣，城市被分为不同的车间。车间和车间之间有一堵车间墙，车间墙的中心有一扇车间门，以促进交通。
宋朝以后，随着里坊制度的废除，方门的原始功能消失了，但方门仍以离开方墙的形式独立存在，成为街道和桥梁的象征性门户和显著位置。独立牌坊至少出现在南宋，并在明初逐渐形成常规。对徽州地区而言，目前保存最早的牌坊是建于南宋的“丞相状元坊”。而“贞白里坊”(元代)、“三元牌坊”(1468年)、明代中期也建成了“尚宾坊”(1476年)等牌坊(图1)。
与牌坊相比，马头墙出现较晚。在目前国内可考的文献资料中，明代出现了最早关于民居中封火墙的记载。广东博罗人何欣根据《徽郡太守何君德政碑记》记载，明鸿治桂亥(1503年)就任徽州知府。为了解决府城和农村火灾的损失，经过调查，他下令五户人家组成一个小组，建造一堵高于屋顶的封火墙，以防止火势蔓延。这里提到的封火墙，是后来为世人所熟知的马头墙的原型。从两者的顺序来看，牌坊的出现明显早于马头墙，为马头墙的出现积累了一定的社会文化基础。
图1马头墙出现在以前的徽州典型牌坊
虽然明代弘治时期徽州产生了封火墙，但当时产生的封火墙的形式是否与我们目前熟知的马头墙一致？仅从《徽郡太守何君德政碑》中无法确认。封建封火墙作为民居建筑防火的重要手段，不仅存在于徽州的民居建筑中，也存在于其他地区。比如清代广东的民居建筑也有封火墙，但在表征上却与徽州的马头墙大不相同，其中潮汕地区的封火墙特别具有地域特色。根据五行理论，潮汕地区传统民居的封火山墙分为金、木、水、火、土五种风格(图2)。具体选择的原则是根据户主生日八字中的缺陷来确定，或者根据房屋的朝向、地形和周围环境来确定。这种用五行理论约束和规范封火墙类型和做法的方式，体现了当地社会文化和审美情趣对建筑符号的深远影响。
图2受五行文化影响的潮汕民居封火墙
同样，古徽州也是明清时期文化高度发达的地区。自北宋以来，徽州人才众多。宋代有861名中进士，明清时期有1301名中进士。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成为官员和学者。明清时期，徽派朴雪、涉派雕刻、徽派建筑、新安画派、徽派书版等文化体系高度繁荣。文化的繁荣为牌坊的出现奠定了基础。著名人士希望通过牌坊记录自己的功德，展示自己的荣耀。
同时，随着当时徽商的发展，雄厚的资金基础为牌坊的建设提供了物质保障。这些因素促进了徽州牌坊的快速发展。据保守估计，明清时期已建成900多座牌坊。牌坊作为纪念建筑，在表彰功勋、科第、德政、忠孝节义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对弘扬明清科举制度、维护孝道、倡导贞洁观念、促进共同社会价值观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比如“许国八角牌坊”(功德坊)、“矢贞孝坊”(贞洁坊)、“官联抬斗坊”(忠烈坊)等都是这一时期的典型代表。借助其造型结构、形态特征、装饰图案、表彰文字等方面，牌坊向外界展示了自己的意义和社会价值取向。与展示荣耀和赞美的牌坊相比，普通人自然不可能随意修建，但在自己的封火墙中借鉴牌坊的形式并非不可能。
封火墙作为普通民居的一种建筑构件，借鉴了拱门的形式，简化了它，呼应了当时社会文化的内涵、审美意境和价值取向。例如，在马头墙的三种主要风格中，“印斗式”和“朝湖式”两种风格都具有表达业主努力学习、成为朝鲜官员等崇高抱负的作用（图3）。这类似于牌坊中的功名和科第的作用。不同之处在于，马头墙是为了表达对名声的追求和向往，而牌坊是对名声的表彰和纪念。马头墙经过牌坊元素的提取和简化，不仅满足了当地普遍的审美要求，也满足了普通人对“官员”的心理渴望，逐渐成为徽派建筑中典型的建筑元素。
图3“印斗式”和“朝湖式”马头墙
形态同构现象
徽州的马头墙在形状上与石牌坊相似。具体表现在马头墙的轮廓形状和屋顶叠数与石牌坊相似，而在具体的结构细节上，马头墙因其自身的功能而比石牌坊简化。
徽州现有的石牌坊大多是以木牌坊的形式建造的。在结构方式上可分为基础(包括地下基础和地上基础)、(图4)由三个部分组成:立柱、额头、匾额、花板、雀替等构件)和屋檐(包括斗拱和屋顶)。根据牌坊的面宽和立柱数量，坊身部分可分为两柱一间和四柱三间。屋檐部分根据车间部分调整自己的数量和尺寸。
比如四柱三间牌坊，楼檐多采用两叠式或三叠式。两叠楼檐，最高的一叠位于中间的明间顶部，较低的一叠位于次间顶部。在明间和次间的中间立柱上加入三叠楼檐。至于两柱一间的牌坊，由于其面宽的局限性，两叠楼檐一般直接布置在明间之上。从目前现有的牌坊来看，无论什么级别，什么类型的牌坊，只要有屋檐，至少有两叠。
图4石牌坊结构
与牌坊相比，马头墙简化了结构措施，提炼了牌坊的形态意图。首先，由于结构措施不同或实际功能不一致，牌坊内的基座、立柱、夹柱石、额头、匾额、花板等构件被省略。马头墙只保留了拱门立面轮廓的形状和屋檐的形式，去除了屋檐中的斗拱和装饰元素，进一步简化了屋檐的结构。其次，就马头墙的屋檐数量而言，主要是两叠式和三叠式。由于一些大型民居进深较大，庭院数量较多，马头墙的数量也会增加到五叠或七叠。
因为五叠的尺度比较合适，给人的印象就像五座连绵起伏的山峰，又常被称为“五岳朝天”。从牌坊和马头墙的轮廓来看，两者的轮廓非常相似，都采用了一步一步的屋顶造型，大部分叠数也采用了两到三叠。如果提取拱门的形状，将其基础、车间和屋檐的斗拱部分合并、简化和省略装饰图案，就可以得到马头墙的基本形状。图5中同时出现在一面墙上的马头墙和门的形态也表明了形态上同构关系的存在。
图5马头墙与牌坊在形态上的同构现象
提示和引导“门”的作用
马头墙除了形态上的相似性外，在使用功能上还与牌坊有一定的相通性，即对出入口空间有提示和引导作用。
作为早期坊门的简化构件，牌坊的提示和引导作用离不开其“门”的特点[6]。牌坊从坊门演变而来，牌匾部分往往有地名提示。比如徽州市东门的“高阳里坊”，徽州市的“古紫阳书院坊”，都是用来提示地名的。牌坊除了提示外，还起到引导空间的作用。从牌坊的位置来看，牌坊将建在该地区的入口空间，无论是在城市街道上还是在田野里。牌坊是该地区空间序列的开始，后面的一系列空间将沿着牌坊纵向展开。有时，这种空间的引导会通过增加纵向和深度拱门的数量来加强。例如，唐悦拱门集团通过这种方式加强了村庄入口空间的引导。
与牌坊相比，马头墙最初用作封火山墙。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马头墙不仅被用作住宅之间的火山墙，而且这种建筑防火结构措施也开始逐渐脱离家庭隔墙的作用，成为一种独立的建筑符号。马头墙独特的建筑符号使传统徽州民居摆脱了建筑立面的单向性，变得更加双向甚至多向。长期以来，为了安全起见，马头墙多采用封闭的墙面展示。但根据研究发现，一些徽州民居出于经营或其他需要，直接在马头墙上增加了门窗。
这种做法不仅没有破坏马头墙的完整性，而且打破了马头墙原有的封闭感，使室内外空间更容易相互渗透。打破封闭的马头墙在使用功能上更接近“门”的作用，对空间有一定的引导作用。这种引导作用使得住宅建筑的主立面不再沿横向长轴方向展开，以马头墙为入口界面的纵向短轴也可以成为建筑的主立面(图6)。这也是徽州传统民居立面形象丰富的原因。
图6徽州民居建筑立面双向性
明清时期，徽州科举、理学盛行。拱门作为表彰功德、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已成为当地流行的建筑文化。马头墙是这个时代与文化背景相关的建筑现象。随着时间的推移，当科举制度和理学之风消失在漫长的历史河流中时，牌坊文化逐渐消退。然而，马头墙作为一种地域建筑符号得到了保留，并在新建筑中得到了发展。当一种传统的地域文化消失时，文化中具有强烈地域特征的抽象元素往往会成为保留的识别标志。这一标志能否在新时代背景下与新的地域文化相结合，在当代建筑文化中赋予新的意义，还有待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