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教育场所是传统建筑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很多具有较高历史文化研究价值的私塾被改建直至荒废。对武义县的私塾古建筑现状展开调查和古建筑研究，提出相关对策。
一、引言
私塾场所在古代一直是文化传承、人才培养的重要场所。到了近代，算术、历史、地理、格致改变了原有的知识老化局面，1901年，清朝政府下兴学诏。1903年，“癸卯学制”颁布推行。1905年，科举制度被废除。包括武义在内的国内大部分经馆受废科举的直接冲击，纷纷停闭。
古代教育场所是传统建筑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建筑中的私塾、家塾渐渐退出历史舞台，很多具有较高历史文化研究价值的私塾被改建直至荒废。经过对武义私塾资料分析和整理，除了已经被明确为“经馆”的明招寺外，武义境内的私塾建筑（曾经是私塾用途的建筑）已经很少见。
基于参与省教育厅《浙中明、清时期私塾建筑的保护研究――以武义县为例》的课题研究，就此对私塾古建筑展开探索。
二、武义县现存代表性私塾概况
秦玉清在《传统私塾的历史变迁》中指出：私塾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过程中没有中断，长期扮演强势文化的角色。但目前私塾已经完全消失了。
武义县境内的私塾建筑以义塾、族塾、家塾和自设馆划分，其具有代表性的建筑分别为云台山寺、俞氏宗祠、书厅楼、明招寺等。
义塾是为出身清贫家庭的子弟准备的免费教育场所，一般来说条件简陋，但是满足教学的基本要求。据传武义县城西云台山书院（又称云台山寺），明清时期曾经陆陆续续举办过多次义塾，最后由于建筑年久失修而彻底荒废，民国初期有乡绅捐资修建庙宇，抗战时期被日军拆毁，建筑材料用于修建简易铁路掠夺武义萤石矿产资源。
族塾是氏族为氏族子弟兴办的教育场所，族塾一般在宗祠内办学，以本氏族子弟为生源。郭洞何氏宗祠和俞源俞氏宗祠都曾经兴办过族塾。俞源族塾有时候还成为道德审判的场所。据《俞氏宗谱》记载，在清代俞氏宗祠内曾经发生过对不孝子弟进行过宣判和惩罚的事情，当时成年人当着大家的面被惩罚，蒙童作为围观者接受教育。从明代开始，俞氏宗族要求子弟读书认字，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民国末期，很多村中老人都是私塾的蒙童学子。
富户聘请先生在自己家里坐馆专门教授自己的子女，这种私塾称为家塾。俞源村万花厅内设置家塾功能空间，专门为“先生”置办了书房、讲学堂和休息室，足显对“先生”的尊敬，据村中老人讲，万花厅被毁之前，一般孩子都不敢去那里闲逛，那是害怕里面的“严师”会打手板，连万花厅的主人（当时的名望）也是恭敬对待“严师”，村中孩童因此觉得那是一处不可靠近的地方。武义县富户的家塾比较普遍，由于家塾场所考虑容纳的学生并不多，所以在常规建筑中规划出几间用于讲学是常见的，正因为此，家塾一旦停办，相关的空间便会变为其他用途，或者是恢复建筑本身功能划分。
俞源书厅楼是保存得比较好的家塾，在民国时期曾经作为族塾存在。
书厅楼位于俞源村中西部，南距前宅溪约20米，其间隔有佑启堂的前附屋和溪边道路；西与佑启堂毗邻；北为佑启堂附屋和六峰堂前宅坛，距六峰堂约40米；东隔六峰堂路为店后堂（俗称遗安堂）。
店后堂为俞君泰的父亲俞云龙建于清乾隆二十年（1755），清嘉庆十年（1805）俞君泰建书厅楼，为店后堂的读书厅办过私塾（家塾），民国期间作为族塾存在，正屋明间底层的两侧板壁上尚保留有约为清末民初时张贴的报单多张，字体为老宋，自右而左直书，内容为报告家中子弟科举、考试被录取的情况。残损风化严重。
当地习惯上将店后堂和书厅楼统称为“遗安堂”。以后俞君泰将书厅楼传给其两孙子俞开增、俞开章，开增居有北侧半幢，开章居有南侧半幢。
书厅楼占地面积230.68平方米，三合院。由正屋、两侧厢房和院落组成，座西朝东，平面布置中轴对称。台基平面呈凹形，正屋厢房台基环绕院落台基，高度分为院落、正屋厢房两部分；院落台基由于三合院外部地面改造，院落地面与院外地面相平，正屋厢房台基较院落台基高12.5厘米。正屋和厢房均为二层结构，单檐硬山两面坡屋顶，两厢东山做成卷棚顶，卷棚两侧反翘成马头状；西厢东山与店后堂（遗安堂）正屋西尽间之间在二层有骑楼相连。院墙正中辟大门，两侧各设小台门。
俞源六峰书院与书厅楼有着相同的境况，起先它也是作为家塾存在，后来成为族塾。俞源六峰书院位于俞源上宅片，前进为康熙二年（1663），后进为明万历四十年（1612）建。六峰书院从清到民国建筑多次修建，到了20世纪50年代书院被荒弃，原书院部分按当时政策被重新安排住户，随着现代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20世纪80年代起，住户为满足生活需要，水、电等其他设施对原建筑破坏得比较严重。20世纪90年代，经过当地文物部门和当地政府的重视，六峰书院整体居民搬迁得以实行，在得到上级文物部门的专项资金支持下，六峰堂修复工程历时两年后全部完工，恢复了书院的民国时期面貌。
自设馆是最常见的私塾，它是塾师自行设馆招生的私塾，自主招生，自负盈亏。这类场所功能明确，而且布局按照私塾教学而设，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比如武义的明招寺。据相关史料显示，巩家于南宋建炎年间（1128―1130年）从山东硕城迁来武义，巩庭芝于绍兴八年（1138年）中进士，之后在明招寺传道、授业、解惑，其弟子有数百人，并著有《山堂类稿》等。他的讲学活动，在武义的历史上写下了“武义人士知义理之学自庭芝始”一笔，武义的清代知县汪正泽概括为“前席开朱吕，贤声属祖孙”，是明招理学文化的先声。明招寺后来在吕祖谦的作用下成就明招理学文化的基地。
明招寺影响着武义县的文化发展。民国35年（1946）创办的武义私立明招初级中学，就是以朱朱熹、吕祖谦在明招寺的冶学精神而宗旨的。明招山在武义白溪乡上陈村西北之明招山麓。 据清嘉庆武义县志记载，明招寺原为东晋镇南将军阮孚隐居的宅院，晚年始舍宅建惠安寺。惠安寺至六朝圯废，到后唐时才有德谦禅师前来“开山聚徒，乃复其旧”。宋绍兴十六年（1146）再次重建，绍定年间（1228―1233），盱江处士吴应贤建东莱大愚祠。元、明时，“因主持无人，沦于荆榛蔓草，朱吕讲堂亦烟没无存”。到了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才有陈瑞汪、江秉仁捐资重建寺院，康熙二十九年（1690），县教谕翁嵩年捐资倡议重建明招寺大殿、朱吕讲堂等，乾隆五年（1740），知县张人嵩修奉吕祖谦、巩庭芝、巩丰像，并在朱吕讲堂前建传薪亭，嘉庆二年（1797），邑人徐仁美、汤应祥、林德濂等募捐重修朱吕讲堂；道光二年（1822），邑人王宗绅、徐发云、柳仁德、徐经邦加以修非，光绪十二年（1886），邑人汤瑞椿修朱吕诽堂，次年秋落成；光绪十四年（1888），知府陈文�捐建讲堂三间、厨房一所，修建寝生三间，斋房一间和大门、围墙。
三、私塾建筑的保护性对策
1.保护性开发。近年来，伴随着“国学热”、“读经热”的升温，私塾补习班在社会上应时而生。对于私塾建筑的保护和开发有了新的机遇。在普遍存在的古私塾修复资金缺口，可以在新机遇中寻找解决方案，例如2005年10月，张志义在苏州开设“菊斋私塾”值得借鉴。
2.政府和当地职能部门重视。在古建筑修复中应该考察古建筑的历史和相关功能布局，例如六峰书院的修复，在国家文保部门拨款的条件下，当地政府和职能部门应该积极响应相关政策，对抢救性修复资金进行政策补助，深化已修建的项目的后续发展，而不是闲置资源。
3.各乡村文化站应该发挥功能，对本村的文化普及的同时，要注意收集当地的历史、文化等相关信息，做必要的口述材料记录，保存或者送交当地文保部门。
4.应该严厉杜绝毁坏和破坏私塾建筑，对老旧的古建筑要及时向上级部门反馈信息，有关部门在得到类似信息后要积极应对，做出判断，进行必要的抢救性保护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