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在东汉传入中国后，最初的僧人主要来自西域，汉人出家的人很少。《高僧传》记载(佛教)初传其道，只听西域人得立寺都邑，奉其神，其汉人不得出家。魏承汉制，也修前轨。当时政府规定汉人不允许出家，所以寺庙里的僧侣规模不大。他们的生活主要依靠信徒的布施，收入只能维持寺庙的日常开支，没有形成所谓的寺庙经济。
魏晋时期，由于社会的社会战争，人们对生活失去了信心，转向宗教，寻求心理平衡，祈求上帝的祝福。统治者也积极尊重佛教，佛教在这一时期发展迅速。6世纪初，寺庙遍布中国南北，僧侣数量超过200万。
在这种新形势下，寺庙显然不能仅仅依靠布局来满足生存的需要，寺庙经济将不可避免地面临转型的问题。在此期间，寺庙的经济来源主要依靠国家授予的寺庙阴田，即国家规定和尚也可以分为土地从事耕作。这个阴田每人30亩，是统治者承认寺庙经济的开始。
寺院经济除阴田外，还有几个渠道：一是皇家赏赐。由于皇帝信仰佛教，他经常向寺庙奖励大量的国家土地和附着在土地上的农民。例如，梁武帝曾一次给无遮寺200公顷，后来又给哲明寺220公顷，这是慷慨的国家和国家收入；二是贵族的捐赠。皇帝信佛，那些达官贵人为了拍皇帝马屁，争先恐后地布施寺院，一次舍田十几顷的只能算是小施主。第三，在皇帝和贵族的支持下，许多寺院侵占了人民的良田，或强迫人民施舍和捐赠，或以极低的价格买卖，占用了大量的土地和财富。
寺庙经济有两种经营方式，一种是集约型，另一种是自给自足。
所谓集约经营，就是由寺院组织寺院中下层僧侣、寺院土地上附着的僧侣、浮图户、僧侣和租用寺院土地的租户进行土地耕种。此外，许多寺院也有自己的庄园和商店，甚至从事客栈和仓储业务。一些寺院还提供高利贷，尽一切努力抓住收入。
寺庙里种植的作物除了食物外，还有许多经济作物。例如，南朝的许多寺庙都种植茶叶，一些大寺庙的茶山是无穷无尽的。每到采茶季节，农民们都会在寺庙的茶山上整天喝茶，只听声音，看不见。
由于当时北方经济作物种类较少，北朝的许多寺庙都专注于水产养殖。北朝的许多寺庙都是牛肉和肉牛的大本营。虽然僧侣们不吃牛肉，但贵族阶层对牛肉的需求相对较大，寺庙本身种植的良田也需要耕牛，因此繁殖也是寺庙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然，地租也是寺院最重要的收入来源。对于拥有大量土地的大寺庙来说，寺庙里的僧侣根本无法种植，所以他们会把土地租给寺庙附近的农民。与那些地主相比，寺院的地租相对便宜一点。比如在上饶府，地主的地租是每亩七斗二升，寺院的地租是每亩六斗三升；荆州地主的地租是每亩五斗五升，寺院的地租是每亩五斗二升。此外，收租时，寺院大小斗较少，用于收租的量具也比较正规，所以租寺田是农民的好选择。
寺庙和租客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但与那些地主强大的租客相比，这种关系更加自由和松弛。房客可以每年租种，也可以签几年的合同。取得寺院土地租赁权后，如何生产、种植作物也有相对的自由。寺庙里的僧侣很少干涉农业生产。只要房客每年按时交地租，僧侣就不会介入农民的生产。所以寺庙没有社会特征，只是一个简单的经济组织。
自给自足的寺庙主要是一些偏远地区的小寺庙。他们占用的土地很少，附近的农民也很少。因此，这些寺庙耕种自己的土地，自给自足，依靠自己的劳动来满足日常生活的需要。这些小寺庙数量众多，但整体寺庙经济比例不高，只是寺庙经济的补充。
中国古代寺庙经济种类繁多，不仅限于农业生产、畜牧业等农业领域。例如，在手工业和商业方面，寺庙经济涉足整个寺庙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某些特定时期甚至主要收入来源。
从南北朝到北宋，许多大寺庙都有自己的建筑团队。这是因为佛教在中国发展迅速，寺庙数量增长惊人。寺庙建筑基本宏大壮观，需要极其精湛的建筑技术，这是普通民间工匠无法胜任的。此外，寺庙的大佛雕刻、镀金和壁画都需要专业人士，这些专业人士往往属于大寺庙。
在古代修建寺庙是一项巨大的工程，需要大量的工匠，民间手工业者很难聚集成如此大的规模。同时，修建寺庙必须取得政府许可，并在政府指定的地块上建造。在颁发这种建设许可证时，大寺庙的意见至关重要。他们是第一批掌握商机的人，对寺庙的设计和布局有最终的解释权。因此，当时政府通常委托著名的寺庙来监督寺庙的建设。有了这个基础，寺庙的僧侣们开辟了赚钱的方式。他们聚集了世界各地的熟练工匠，成立了由寺庙主管的建筑团队。无论是建筑、木工雕刻还是油漆工漆，都可以形成一站式服务，方便快捷，保证质量，获得大量收入。
据《唐会要僧》记载，魏晋至唐代的许多大寺庙，如长庆寺、普光寺、江山寺、大觉寺等，都是由其他寺庙的施工队建造的。这些施工队做出了极其巧妙的努力。建造的寺庙高耸不让龙宫，悬亭重轩，日间小万层，得到了政府和佛教信徒的肯定。负责建造这些寺庙的寺庙也得到了很多回报。
寺庙商业是寺庙经济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社会的发展，佛教日益世俗化，为寺庙僧侣和世俗人士开辟了一扇方便的门。同时，寺庙生产的农产品也需要一个销售渠道来实现多余的农产品，这是寺庙商业发展的基础。
北宋首都开封的大相国寺，寺产众多，光是房间就有近5000间。作为北宋时期的世界大都会，开封有很多商人和乘客，这些人也需要住宿。因此，大相国寺利用这些闲置的房间，开设客栈或出租，而临街的房间则改为商店，出租给外国商人。据记载，当时租用大相国寺的寺庙产品开设的商店包括水果店、肉店、洗衣店、赌场，生意兴隆。甚至寺庙里的一些僧侣也参与了商人的股份，许多僧侣致富。这座寺庙里有一位名叫广静的僧人，相当有经济头脑，他短短两年，收入就达到了2万元，可谓古马云。
从魏晋到唐朝，僧侣们在统治者的照顾下获得了许多政治和经济特权。自南朝梁武帝规定寺庙的收入可以是丝绸政府，米饭不进入公共仓库以来，寺庙和僧侣享有免税的特权。
随着佛教在中国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寺庙获得了越来越多的特权。隋唐时期，不仅僧不仅可以不交税，还可以免除附属于寺庙的租客和僧侣的税收，甚至免除国家的兵役。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失地农民以逃税和兵役的名义奔赴寺庙。他们要么把田地捐给寺庙，成为寺庙的僧侣；或者租用寺庙的田地作为寺庙的租客。因此，国家税收逐年减少，政府与寺院之间的经济矛盾越来越大。
中国历史上出现了几起大规模的灭佛事件，这也与此有关。唐代著名相貌狄仁杰说：今天的伽兰制作了宫殿，非常豪华。它的表现是完美的。珍珠致力于装饰，珍贵的材料是壮丽的。根据《旧唐书》的记载，唐代寺庙在建设上争取宏伟，崇尚宏伟。大的花费100万，小的花费超过3万或5万。世界上有七八个财富。人们吃什么！
兵役是国家稳定的基础，免除兵役让统治者觉得穷我天下，佛也。如今，僧尼数不胜数。他们都待农而食，待蚕而衣。因此，三武一宗灭佛事件正是佛教寺庙经济与国民经济的矛盾造成的。
然而，从根本上说，佛教的根本目的是维护统治者的统治，这也是统治者不能禁止佛教的根本原因。然而，中唐以后，统治者也注意到寺庙经济发展对统治的危害太大，也注意从某些方面抑制寺庙经济。特别是在宋代，政府实施了一系列寺庙经济政策，有效地抑制了寺庙经济的扩张。
为了抑制寺庙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过度扩张，唐末宋朝统治者采取了几项有针对性的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首先，制定和尚最后通牒制度。这是一种类似于平民户籍制度的措施。政府通过最后通牒确定和尚资格，控制和尚数量，防止一些人未经政府允许加入佛教，逃避税收和服役。
二是制定政策，取消僧侣不纳税的特权，规定寺庙也要纳税。宋代寺要承担的税种主要是和买税和和买税。和买税就是官出钱，寺出谷，两和商量，然后交易。说起来，政府用钱从寺庙买米，但事实上，政府经常强行抑制，甚至不给低价。特别是北宋中期以后，国家财政恶化。对于一些经济实力雄厚的寺庙，甚至有各种名称的巧妙夺取方法，如博买、结买、兑买、寄买等。
第三，僧侣不能出兵役，但要用钱抵消。王安石在变法中规定，在免除兵役之前，官方和寺庙家庭也应该支付助兵费，并每年向政府支付一定数量的助兵费。即使王安石下台，他的政策也得到了保留，司马光废除了新政策，这一有利于朝廷的政策也不被废除。
元朝时期，对寺庙经济的抑制更加严格。元朝规定僧侣不得购买田地，从根本上切断了寺庙经济的来源。对于已占有的寺庙田地，元朝规定北京不得超过50公顷，外国不得超过30公顷，以政府的铁腕判处寺庙经济辉煌历史的死刑。
南宋以后，政府对僧侣征收了许多严厉的捐赠和杂税，如免费丁钱、服务费、预付税、增加费用等。有很多名字。不仅小寺庙负担不起，大寺庙也逐渐入不敷出。特别是元代蒙古人对汉族僧侣的剥削更加严重。朱元璋出家的皇觉寺原本是一座中等寺庙。僧侣们甚至吃不饱饭。朱元璋走上了叛逆的道路。此时，寺庙没有经济。
中国封建社会的寺庙经济起源于魏晋，在隋唐繁荣，在宋元衰落。从统治者的角度来看，佛教有利于统治，不能根除；但寺庙经济对整个国民经济产生了影响，政府不能放手，让它扩张，危害统治。因此，明清时期，寺庙经济的管理比元朝更加放松，但永远无法恢复到隋唐时期的水平。
明清时期的寺庙可以通过皇帝的奖励和信徒的分配来解决日常开支，也可以有少量的房地产来解决自己的饮食和开支，但其规模有限，这是为了防止大量人口流入佛教的政治需要，也是为了防止佛教与政府争利，危害政府统治。
在此基础上，明清两代佛教与政权的关系是一种依恋，宗教的发展受到政府的控制。这是封建社会上层建筑之间的斗争，也是历史的必然规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