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虽奉行重农抑商政策，但商业经济还是在顽强的发展，特别是宋代，由于贸易的高速发展，直接促使了纸币的出现。在此之后，随着封建大一统的出现，小农经济稳定而又持续的发展，至明清时期，加上手工业规模的扩大，东南沿海一度出现资本主义的萌芽，在这些背景下，徽商和晋商顺应时代而生。
由于徽州府又被称为新安郡，因而徽商又被称为新安商人，由于徽州府下辖的休宁、祁门、黔县、绩溪、婺源、歙县经商人数较多，且多呈集团性质出现，因而将这地区的商人统称为徽商，为何该地区出现大范围的经商，主要原因是古徽州地区由于地理和气候原因，并不适合农耕作物的发展，为求生路，徽州的居民大量外出，以经商求生存。
徽商的经商范围并不仅仅局限在中国大陆，其足迹一度出现在日本和东南亚各国，总体而言自唐代开始徽商就已经开始活跃，至明朝时期徽商总资产额占全国达4/7之多。
值得注意的是，徽商的眼光并不只放在经商之上，对于宗族子弟教育的发展也极为重视，因而徽州也是当时中国教育较为发达的地区之一，在经商致富之后，徽商会拿出一部分财富用于本族子弟的教育经费，新建学社，设立读书经费，而在提高教学的同时，也会对族中贫困子弟进行资助，以保证其教育能够正常进行，由于徽商对教育的重视，因此徽商之后也是人才辈出，如朱熹、戴震等就是徽商之后。
而晋商则指的是山西地区的商人，同徽州地区一样，由于山西地貌多为丘陵和山脉，因而也不适宜大规模的农作物种植，且在明朝洪武年间，山西人口达到了四百多万，山西的土地原先就无法充分满足种植需求，而如今人口剧烈膨胀，人多地少，在双重因素的作用下，山西地区开始出现的大规模经商的局面。
由于山西地区大量河东盐以及冶铁业、丝绸棉布业十分发达，因而晋商最开始时以贩盐、铁、丝绸棉纺织为三大支柱，迅速实现了资本的原始积累，由于有着的雄厚的资本作为支撑，晋商更是一度垄断中国的票号汇兑业务。
由于徽商和晋商处中国一南一北，且二者富有程度为当时明清时期之最，因而有南徽北晋之称。南徽北晋之所以能发展的如此之大，除去当时社会安定以及经济繁荣，最主要的还是他们都重视“义利并重”以及诚信为本，因此才能获得买家的认可。
二者除经营的商品有些不同外，对于儒和贾的认识也存在不同，徽商奉行行商和教育相结合，也就是儒贾相合，但更偏于“儒”的发展，即“贾而好儒”，因此在徽商活动的区域内“十户之村，不废诵读”。而晋商则偏向于“贾”，通过经商在行儒，即“贾可习儒，用儒于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