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元、明、清三代，是中国古典都市文化发展的巅峰。作为都市主题建筑的中轴线，浓缩了自夏、商、周、宋、辽、金营的历史轨迹，积累了数千年的都市建筑精髓，具有广泛的智慧和深刻的哲学，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
一历史渊源
中轴线布局历史悠久，不仅是都市建设实践的结果，也是营国理论的结晶。其中，魏晋、南北朝、隋唐、宋等几个重要时期对中轴线最终形成尤为重要。
根据河南二里头考古发现的宫殿遗址，可以说中国建筑平面的中轴线布局早在晚夏(早商)就产生了。
战国时期的《周丽·考工记》将王城的形态总结为:“工匠营国，方九里，旁三门。中国有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对背市。”这是儒家经典描绘的理想都市形态，也提供了中轴线模式。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一蓝图在都城建设中得到了完美的实施。
公元204年至220年，汉末魏国都邺城(今河北省漳县与河南省安阳县交界处)首次利用东西向穿城大道分为南北两部分:将宫殿、官署、贵族居住区与民居、商业区隔开，结束了城市几乎充满宫殿、杂乱无章的状态。它还首次在宫前修建了一条以宫门和主厅为对景的长街，直接向南到达首都南门之一的广阳门，形成了宫前中轴线和丁字形的主干道格局，并在宫前长街（即中轴线）两侧集中布置衙门。
公元219年至239年，20年后，曹魏都城洛阳在继承东汉旧城的基础上重建新城，将宫前南北主街从东汉不到700米延伸至2公里，使其贯穿洛阳城南半部。这就是著名的“铜驼陌”(“铜驼街”)，在这条街的左右两侧建造了太庙和太社——象征皇权和政权的主要建筑群。
太庙萧闲摄影
公元493年，北魏孝文帝从平城迁都洛阳，将中轴线“铜骆驼陌生人”从宣阳门向南延伸，穿过外郭，穿过洛水浮桥，直接抵达皇权被命令的祭天圆丘，突出了中轴线的地位；旧城外新建了一个巨大规则的外郭，开创了都城外郭建设的先例。
公元534年，北魏分为东魏和西魏。洛阳东魏迁都于叶。迁都时，拆除洛阳宫殿，编木为筏，水运至叶城，建新都。因为叶的旧城“基址毁灭”、名儒生李业兴“披图按记”、制定建城规划，“参古杂今”，“上则宪章前代，下则模写洛京”。因此，东魏邺城是根据预先绘制的规划图建造的，创造了先规划后建城的历史。东魏邺城最大的特点是宫城和御街首次处于真正的城市几何中轴线上。
唐长安城成立于隋朝，规模宏大，布局严格。宫城前，从承天门向南到大城明德门的中心御道，形成了整个城市的中轴线。东西两侧，街道纵横，110个车间整齐分布，如棋盘，东西对称设置。宫前还开辟了一条宽阔的横街，形成了宫前广场，这是中国都城早期宫廷广场中最完美的形式。这些布局为后来北京的设计和建筑提供了蓝图。比如元、明、清北京天安门前的T型宫廷广场，就是在隋唐长安宫廷广场的形状上发展起来的。
由于商品经济的繁荣和发展，北宋后期的东京汴梁和南宋的临安经历了从封闭的市坊（里）制度向开放式市坊制度的转变，即废除隔离各居民区的市坊墙，代之以相互连接的市坊为名，按街巷区域规划居民区。因此，“坊”的本义不复存在，“巷”才是实体。“日中为市”的封闭区域“市”也被重点市场与分散店铺相结合的体系所取代。这一重大变化深刻地影响了封建社会后期都城的形态。
元、明、清北京继承了传统营地制度的精髓，继续发挥城市的灵魂作用，吸收了车间巷系统的创新成果，合理处理了中轴与开放环境的关系，加强了中轴与周边建筑的有机联系，扩大了中轴辐射功能，增强了凝聚力，将古典城市文化推向了顶峰。
文化内涵
北京的中轴线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紫禁城宫殿和皇家寺庙不仅可以追溯到古夏、商业和周三代，而且这些建筑所包含的哲学、宗教信仰和礼仪精神也与中国祖先一致。
紫禁城在北京中轴线上 孙凤阳摄影
例如，中轴线的“中”字不仅反映了我们祖先对空间的理解，也表达了他们对世界和谐社会秩序的追求。“中国”原本是古人测天的仪器。在宇宙的观察中，我们的祖先得出了“中国”的空间概念，称我们生活的地区为中土、中州和中国。这种关于空间意识的“中”，是“人的主体意识的历史觉醒”。儒家发展为中和、中庸的哲学，深化为对宇宙秩序的理解，即所谓“中也者，天下之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道也。中和，天地位，万物育。显然，这种观念表明了“择中而立”的含义，即建立符合宇宙秩序的和谐社会。在宋明理学阶段，“中国”发展成为整个中华民族凝固的民族意识和历史意识，渗透政治伦理和道德规范，培养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都城建筑中的中轴线布局，是对“中”与“中国”观念的一种文化认同。
中轴线布局的南北向空间延伸，说明都城的主导方向是南北。紫禁城的中心位于北朝南，体现了古代“面南而王”的思想。与西方城市不同，这是中国城市的一个重要特征。这一特点与中国的地理环境直接相关。特别是北京位于北半球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冬季，在大陆西北高压的控制下，经常刮起寒冷强烈的北风；夏季高压中心转向东南太平洋，南方季风带来雨水和夏季。因此，房屋的方向应朝北朝南，既能防寒采光，又能通风避暑。此外，坐北与北斗星的位置相一致，这与我们祖先对北极星的崇拜相对应。在农业文明时代，祖先依靠北斗七星位置的变化来制定二十四节气。在星象观察中，他们还发现北斗的运转总是围绕着北极，北极是恒定的，星星环绕着它。将这种天象移植到人类社会，形成了“为政以德，如北辰，居其所，众星拱之”的政治秩序理念。体现在建筑中，既以南北轴线为中心，又以北向为尊重，又注重群体建筑的纵向延伸和横向对称，形成拱卫中心的格局。这就是为什么宫殿也被称为紫禁城（以北极星为中心的星垣被称为“紫微垣”）。
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坐北朝南”也反映了华夏先民对天空的崇拜。他们认为“天帝”(浩天)的住所在天的中心，即北天极。还把北斗想象成天帝的公交车。北极是宇宙的中心，生活在这里的天帝主宰着世界上万物的生长和命运。所谓“运在中央，临制四乡”。分阴阳，建四时，均五行，移节度，定诸纪，均属于斗。当时的诸侯共主(宗主)也将对祖先的崇拜与对浩天的信仰相结合。由于作为至上神的天有主宰一切的力量，人主有统治天下的权力自然授予天堂。这就是为什么周王把自己称为天子，从而建立了人主与天帝有直系血缘关系的观念。浩天信仰与祖先崇拜的沟通，充分说明了原始宗教观与宗法制度的相互渗透，从而建立了“君权神授”的理论。根据天帝居住在天空中央，周围星星的宇宙秩序，产生了“古代之王，选择世界，选择宫殿，选择宫殿和寺庙”（“吕春秋”）的“选择”建筑理念，这是中轴线布局和宫殿的理论起源。
“选择”布局中最核心的“寺庙”是什么意思？在著名的《岳阳楼记》中，范仲淹写道：“如果你住在寺庙里，你会担心人民；如果你离江湖很远，你会担心你的国王。”。显然，这里的寺庙指的是朝廷。从举行朝礼和议政的正殿来看，它被称为“寺庙”。我们不仅可以追溯古代宫殿建筑演变的轨迹，还可以探索紫禁城所蕴含的深刻文化思想。
中国古代宫殿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古代三代明堂。根据考古发现，明堂是一座集祭祀、布政、教育、贡献、选拔士兵甚至卧室为一体的综合性建筑。俗话说：“皇帝建立了一个明堂，所以他通过神灵，感受天地，四点钟，教育，道德，重视道德，显示能力，赞美行者”（白虎通义）。其中，把“通神”放在第一位，这就是宫殿被称为“庙堂”的原因。在人君居住的地方祭祀天帝，甚至有更悠久的历史。在古代农业神崇拜时期，中华民族的始祖炎帝“以时尝谷，祭在明堂”、以上帝为例，黄帝作“合宫”。
在古代，由于物质条件的限制，虽然简单的明堂只是一座综合性的建筑，但它包含了宫殿建筑群后来承担的所有功能，可以称为宫殿的原始形式。今天宏伟的紫禁城建筑来自这个“细胞核”。
根据考古发现的“大房子”和古代文献的记载，明堂不仅是宗教祭祀的地方，也是天子睡觉、吃饭、处理日常公务的地方。明堂周围有不同的房间。天子应该“按时生活”，也就是说，按照一年四季和十二个月的时间顺序，他应该住在相应的房间里，从东到北，吃不同的食物，穿不同的衣服，听不同的音乐（见东西方的建筑空间）。这种严格遵循天象、节气、月作息的制度，也体现了人君对浩天的崇拜和对宇宙秩序的尊重。这种原始的宫殿形式和象征作用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的紫禁城。它围绕着皇帝宿舍乾清宫的东西六宫。它是古代明堂的12间卧室，也象征着一年12个月的星星和天空。
此外，《周礼》还载有周朝宫廷“三朝五门”的说法。“三朝”是指外朝、治朝、燕朝，“五门”是指高门、雉门、库门、应门和路门(自外而内)。一般认为周代三朝沿南北轴线纵向排列。但自魏晋南北朝以来，宫殿两侧设有东西厅制，横向排列，属于左右厅，是常朝的场所。明清紫禁城不仅继承了这些建制形式，而且更加完美。纵向而言，天安门、端门、午门是“外朝”，太和、中和、保和三殿是“治朝”，乾清、交泰、坤宁三宫是“内朝”或“燕朝”。从横向上看，午门门楼相当于魏晋南北朝宫殿的大朝，后两侧的文华殿和武英殿相当于东西厅(即常朝)。紫禁城正殿前，从南到北：大清门、天安门、端门、午门、太和门(见《匠学七说》)也符合《周礼》《五门》的说法。显然，明清紫禁城是中国古代宫殿建筑的集大集成者，具有数千年的文化积淀。
在以往的中轴线研究中，人们过多地阐述了其形态和建筑所体现的皇权至高无上的象征作用。事实上，这只是揭示了政治特征。中轴线的象征意义和文化内涵在于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世界观、价值观和哲学思想。这些意识形态文化不仅属于封建统治者，而且深深扎根于中国人民的心中。经过历史的锤炼，其核心和精髓构成了民族意识和民族心理，或中华民族的血脉和精神家园。
从哲学意义上讲，中国传统文化对天空的信仰是将人类秩序和道德价值归因于天空，认为天空是人类价值的超越来源，即所谓的“道的大原因来自天空”，可以被视为哲学概念的“本体”。因为天可以主宰世界上的各种事务，而且“天道无亲，唯德是授”，“赏善罚淫”。为了赢得天堂的青睐，德被认为是人类最重要的品质，只有“明德”才能获得“命运”。道德在秩序中的体现是礼仪。礼仪在规范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起着重要作用。所谓“礼仪是通过国家、国家、人民和后代”（左传）。儒家总结的这些重要思想，都包含在中轴线上的建筑中。
紫禁城是中轴线上的核心建筑，有8700多间各种寺庙和走廊，可以有序地形成一个宏伟的整体，空间协调，这与建筑所体现的礼仪体系密不可分。它可以被称为哲学和艺术的完美结合。为象征太和殿的至高地位，其建筑高度为35.05米，比正阳门城楼高1米多，是全市最高的建筑。它不仅严格遵循礼仪制度的原则，而且与东西两侧的其他两座寺庙、体仁和弘义二阁严格遵循，避免了比例失衡，达到了建筑美学的最佳效果。比如保和殿虽然略低于太和殿一级，但也是如此虎头蛇尾不能形成三大殿，采用了极其巧妙的处理方法。殿内柱网在保持外表面宽九间、深五间的同时，改为四间，形成“外五内四”的深度，从而避免了太和殿的“九五之尊”。中和殿位于三大殿中间。为了避免相似性，不能降低太多的等级标准，采用了《大戴礼记》中上圆下明堂的形状，做成正方形平面。殿体纵横三间，四面无墙，周围有围廊，屋顶为四角尖，上安镀金圆宝顶。它不仅丰富了三大殿的建筑语言，而且表达了儒家思想“向明治”。由于太和殿是双檐阳台的屋顶，两侧的殿阁既不能太低也不能越制，因此采用了单檐阳台的屋顶，但腰檐（见《中国建筑论文集》）与单檐保持距离，形成了相似的风格，但不在同一水平。这些完美的设计显然证明了礼制也是建筑秩序的标准。
礼制既有维护天子至尊的作用，又有“克己复礼”约束皇权的意愿。正如一些建筑学家所说:“建筑对天子的行为在中国历史上一直起着约束作用”(见《工匠七说》)。天坛在中轴线南端的设置旨在“在圆丘上演奏90%，让它知道天空”，这表明天空是伟大的。人只有在与天的接触中才能有权威，也是天人合一的象征。从太和殿的角度来看，如果从建筑艺术的角度来看，它的重屋檐和阳台的形状远不如重屋檐和山顶的复杂，也不如保存尖顶的华丽。然而，它被列为宫殿建筑的最高水平，因为它展现了中正和平的宏伟风格，只能在皇帝居住的地方使用。这种朴素无华的形式，寓意着克己复礼。这样的故事在历史上也流传过，说：宋太祖受命之初，坐万岁殿，让洞开诸门，端直如引绳。叹了口气:“这样的心，小有邪曲，大家都能看到”(《闻见前录》)。这充分说明中轴线建筑起到了警示天子理政正直的作用。建筑学家还将宫殿建筑比作“环境容器”，以解释礼乐环境对皇帝的标准作用，深刻地说：“我们都知道皇帝的宫殿和官员的威严氛围是用来吓唬人们的，如何知道皇帝和官员也被建筑威慑”（工匠七）。
中轴线建筑也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阴阳五行理论。根据五行理论，金、木、水、火、土分别代表西、东、北、南、中，也分别代表白、青、黑、红、黄。五行有相生相克的关系，即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由于土壤象征着中心，紫禁城的宫殿不仅将屋顶大面积制成黄色琉璃瓦，还将墙壁和油饰大面积制成红色，以满足火在五行中生长为红色，火为土壤之母，使紫禁城中心的“土壤”循环生化。由于北方是水生木，干坤两宫之北布置了以木为主的御花园，以符合水生木。至于太和殿南部没有树的原因，他们害怕犯木克土的禁忌。当然，这也符合大朝广场不需要树木的现实(《中国宫殿建筑论文集》)。
故宫御花园 陈宝文摄影
建筑美学特征
北京中轴线建筑，注重中国传统建筑的特点和审美价值，与西方形成鲜明对比，中国建筑不仅注重单一建筑的美，更注重群体建筑的和谐对称和纵向延伸，在空间序列的组织中大大突出了建筑的节奏功能，形成了空间与时间相结合的建筑特点。紫禁城建筑群位于中轴线的核心，是这一美学思想的完美结晶。总的来说，“从正阳门到午门是一个长长的前导，太和殿和乾清宫的群体是宫殿的核心和序列的高潮。皇家花园从景山到钟鼓楼后，形成了从低到高到低的大节奏。而且每一段都可以画出几个低-高-低的小节奏。例如，在核心部分，太和门和内金水桥广场不仅是前节奏中午门的结尾，也是这部分节奏的前导。太和门后的太和殿是高潮，后保和殿和乾清门前的广场是结尾。此外，故宫博物院有近1万栋房子，从室内到室外，从房子到庭院，不少于几十种形式，但有一种基调，即方形对称和黄瓦红墙，呈现出和谐的统一。
因此，一些建筑学家将西方建筑比作凝固的音乐，中国建筑比作流动音乐，他们还说：“世界各地的游客来到北京紫禁城和天坛，看不到凡尔赛宫的镜子五厅，也看不到克里姆林宫的金色大厅或彼得宫的花园喷泉和金色雕像，他们欣赏建筑的形象美：比例、节奏、节奏等。这是我们传统最珍贵的地方，是由民族传统铸就的哲学概念形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