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9月24日，国家文物局在京召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通报了河北康保兴隆遗址等5项重要考古成果。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出席会议。
会议聚焦新石器时代重要考古新发现。河北康保兴隆遗址年代距今8500－5200年，初步建立起坝上高原北部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晚期考古学文化序列，是我国北方地区较早的定居性聚落，出土距今7700年左右的炭化黍，是目前有直接测年数据的最早炭化黍实例之一，是中国北方地区粟黍驯化和旱作农业起源的重要证据。
浙江余姚井头山遗址年代距今8300－7800年，是中国沿海地区迄今发现年代最早的海岸贝丘遗址，考古发现食物储藏坑、露天烧火坑、生活器具加工制作区等，出土丰富的海生贝壳、渔猎动物骨骸和陶器、木器等人工制品，显示出浓厚的海洋文化特征，是中国海洋文化考古和海洋环境研究的重大突破。
山西襄汾陶寺遗址考古工作重点确认宫城内最大宫殿建筑ⅠFJT3，面积近8000平方米，是迄今发现史前时期最大的夯土建筑基址，基址上部发现2座宫殿及其附属建筑、庭院和疑似廊庑遗迹，整体布局规整、结构复杂，应为中国古代宫室形态的源头，进一步提升了陶寺都邑的性质与内涵，对推动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中国等重大课题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考古工作历时6年发现、确认谭家岭城址、印信台大型祭祀区、谭家岭高等级敛玉葬、三房湾专业制陶作坊等重要遗址区，初步勾勒出距今5900－3800年间石家河遗址群聚落格局及其演变过程，为深入了解石家河遗址群的宏观结构与组织分层提供了坚实的支撑，进一步揭示了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生产专业化与社会分层化的总体趋势。
石峁遗址周边石城聚落调查取得新进展，新发现龙山时代石城20余座，遍及榆林地区黄甫川、佳芦河等黄河一级支流流域，面积从从数千平米到400万平米不等，规模差异明显，其中府谷寨山石城约60万平方米，属于石峁文化的二级聚落，发现21座石峁文化墓葬，形制特征鲜明、器物组合典型、等级区分明显，弥补了石峁遗址墓地被严重盗掘的缺憾，填补了石峁文化研究的空白。
2020年8月国家文物局印发《“考古中国”重大项目申报管理指南（2020年-2035年）》，立足新时代、新使命，坚持学术引领，强化顶层设计，重点实施中国境内人类起源、文明起源、中华文明形成、统一多民族国家建立和发展、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中的重要地位等关键领域考古项目，将以持续、系统的考古工作不断加深对中华文明悠久历史和宝贵价值的认识，为新时代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定文化自信做出新的贡献。
五项重大项目考古工作成果介绍
河北康保兴隆遗址
兴隆遗址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照阳河镇兴隆村东南，地属长城以北冀蒙交界的坝上高原。遗址坐落于季节性河流赛圪垯沟西岸一低山南侧缓坡上，面积约1万平方米，海拔1410米。该遗址于2016年坝上地区区域系统调查时发现，2018-2019年，中国国家博物馆与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原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张家口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组成联合考古队，对遗址进行正式发掘，发掘总面积约1100平米。2018年度田野工作初步弄清遗址面积、堆积类别与分布情况、绝对年代范畴等，发现一类以圆形（或近圆形）房址和圆坑墓为代表的遗存。2019年度田野工作一方面继续清理前次发掘尚未清理完全的部分房址，了解房屋建造、使用与废弃过程。此外，还解剖了遗址外围的一条“壕沟”，了解其性质。与此同时，我们展开了多学科分析与研究工作，从动植物遗存、碳十四测年、C、N稳定同位素、人骨古DNA、古环境地貌等角度，协同解决遗址的文化性质、生业经济、环境景观以及可能的文化发展与人群演变等问题。
兴隆遗址主体堆积为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初步判断，其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至少可以分为四期：第一至第三期的年代距今约8500-7000年，揭露的遗迹以房址居多，还有一座室内葬合葬墓，出土遗物中石器以大量磨盘、磨棒、打制石器和细石器为主，陶器以尖圜底釜、筒形罐和板状器为代表，麻点纹盛行，此外还有精致的骨角牙蚌器，以骨柄石刀和小装饰品为主；第四期遗存年代距今5800-5200年，遗迹主要以类“灶”石圈、细石片堆和圆坑墓为代表。此期遗物以圆坑墓随葬品为主，骨角牙质的小装饰品为代表，其中微型石珠和马鹿牙串饰较为特殊，后者常见于旧石器时代以来的欧亚草原地区。遗址一至三期出土动物骨骼数量巨大，初步研究显示，有牛、鹿、羊、马、猪、狗、鸟、兔等，其中牛、鹿比例较大，还有少量鱼骨。动物种属与年龄的季节性表征，为论证该遗址为常年定居聚落提供了证据。遗址二至三期出土大量植物遗存，有栽培作物粟黍以及野生植物山杏、大籽蒿、藜等。其中，黍是我国目前有直接测年数据的最早的黍类遗存之一（约7700BP），为探讨黍的驯化与早期栽培提供重要材料。
兴隆遗址堆积复杂，发现了大量能反映其独特文化面貌的出土遗物，其第一至三期遗存及周边其他同类遗址代表了一种新的考古学文化，具有填补坝上地区史前考古空白的价值。发现了排列有序的房址，长期沿用，反复扩建的居住特点，结合室内葬的发现，为全面探讨聚落组织，信仰习俗等创造了条件；遗址上发现了丰富的动植物遗存，为探讨此特殊环境地带农业的发生及当时生业结构，为复原当时的环境均提供了可能，具有十分重要的资料价值。
浙江余姚井头山遗址
井头山遗址位于浙江余姚三七市镇，临近河姆渡遗址和田螺山遗址，2013年10月发现，文化堆积以海洋软体动物贝壳为主要包含物，埋藏深度达5～10米，总面积约20000平方米。2019年9月～2020年8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河姆渡遗址博物馆对遗址进行主动性发掘。
考古发现村落居住区外侧活动台地、废弃物倾倒区、食物和工具加工区以及滩涂区等聚落要素。有露天烧火坑、近海岸的食物储藏坑、生活器具加工制作区等遗迹。出土大量遗物，分为人工制品和动植物、矿物遗存两大类。人工制品有陶器、石器、骨器、贝器、木器、编织物等，达300多件。动物遗存中包括海生贝壳和渔猎动物骨骸。植物遗存中最多的是废木材和储藏坑中的麻栎果、橡子等；矿物遗存以胶结牡蛎壳的大量碎块礁石为主。
井头山遗址的发掘是中国史前考古的重大突破，对研究中国海洋文化起源、海洋环境变迁研究具有重大价值。
1、经国内外多家实验室碳十四测定，井头山遗址的年代距今7800～8300年，早于河姆渡文化1000年左右。出土遗物与河姆渡文化器物有一定相似性，又有明显差异，在纹饰、制作工艺及生业方式等方面均具有鲜明个性。该遗址的发掘对研究河姆渡文化起源及其与跨湖桥文化的关系，完善浙江史前文化谱系具有重大学术意义。
2、井头山遗址埋深5～10米，这是迄今浙江和长三角地区首个沿海贝丘遗址，也是中国沿海埋藏最深、年代最早的海岸贝丘遗址。遗存包含浓厚的海洋文化因素，对研究中国海洋文化起源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3、井头山遗址发现和发掘，为全新世以来环境变迁，海侵时间、过程、中国古海岸线发展演变及中国沿海地区新石器时代人类文化的人地关系研究提供了全新视角和难得案例，为全新世早中期海岸环境和海平面上升过程树立了精确的时空坐标，也是海洋环境研究的又一重大突破。
4、井头山遗址考古，基于深埋文化堆积的野外发掘，在工作模式和技术路线方面进行了积极和卓有成效的探索，是开展特殊埋藏环境条件考古发掘的一次成功尝试，对于中国沿海地区海相沉积环境下的史前遗址考古工作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山西襄汾陶寺遗址
陶寺遗址有着明确的功能分区，其中宫殿区作为一处大型都邑类遗址最为核心的功能区一直是学界关注的区域，也是陶寺遗址都城性质最重要的最直接的物化要素之一。自2013年至201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联合持续对陶寺遗址疑似宫城城墙进行解剖发掘，历时5年逐步确认了陶寺遗址近13万平方米宫城的存在，并较为全面地揭露了南东门址和东南拐角处的侧门。
2018年至2019年度的发掘工作重点是全面揭露宫城内最大面积的宫殿建筑ⅠFJT3。发掘总面积2880平方米，取得重大收获。
发掘确认了三排柱网结构的大型宫室建筑（编号D1）的规模、结构、年代等问题。该宫室建筑台体约520余平方米，基址之上残留有三排18个柱洞。柱洞直径一般40厘米左右，柱坑多为圆形或椭圆形，直径在0.8~1.2米。柱洞底部均有柱础石，有些础石周边填有石块。大型宫室建筑D1以北也发现有夯土基础，被破坏严重，然基础非常明显。另外，残留有3个疑似柱础，已露出柱础石。值得注意的是，两处疑似柱础之间的对应距离约11.5米，与D1柱础南北间距基本相等。该宫室建筑是否存在还有待进一步发掘确认。
宫室建筑D1以东近2米处发现一座大型房址，编号F37。F37平面为长方形，东西长10.85米，南北露出长度9.65米。房址为地面建筑，带有围墙，墙宽0.65米~1米之间，挖有深约30厘米的基槽，墙体残高8~12厘米，黄花土，较纯净。南墙中间开门，门道宽约1.6米。房址地面为烧烤地面，较为坚硬，并非常见的白灰皮地面。房址建筑于ⅠFJT3夯土基址之上，位于大型宫室建筑D1之东，并与之同时，年代不晚于陶寺文化晚期，推测为陶寺文化中期始建，延续使用至陶寺文化晚期偏早阶段。其性质或功用特殊，可能为宫室建筑D1的附属建筑。
在F37的东南新发现一座小型房址，编号F39。平面为圆角方形，长约7.2，宽7米，墙宽1~1.2米。门址朝西。室内为白灰皮地面，中间位置见有方形灶面。房址西北角放置有7块牛肢骨。F39地面之上发现一件铜器残片，器形难以判断。F39与F37大体同时，F37室内面积小，墙却较厚；门向西，似乎有意朝向F37。此外，室内发现集中摆放得牛腿骨。推测其性质或功用特殊，可能也是宫室建筑D1的附属建筑，类似储藏室。
在F39以东新发现4个排列有序的柱洞，且与D1南排柱洞在同一条东西线上，具体不明，但线索重大，有待发掘。
此外，发掘进一步弄清了ⅠFJT3的东边缘线和东南拐角，为全面廓清其整体面貌打下了基础。发掘表明ⅠFJT3东南拐角为弧形拐角而非直角，其外或为生土，或为偏早的灰坑；其内为较为明显的夯土板块发掘还发现了一些重要遗存，如人头骨坑H235和水井H236等，在F37以东夯土中出土一件铜璧形器，十分罕见。
陶寺遗址宫城内大型夯土建筑基址的发掘取得重要收获，意义重大。第一，发掘进一步确认了宫城内面积近8000平方米的最大宫殿建筑ⅠFJT3的存在，是迄今史前时期最大的夯土建筑基址。第二，该建筑基址之上发现有2座主殿、东侧附属建筑、中部庭院、东部疑似廊庑等等，其结构复杂，布局规整，史前罕见，当为中国古代宫室形态的源头。第三，该建筑基址延续使用时间长，显示出特殊的功用，或为“殿堂”一类建筑。第四，建筑基址之上的主殿D1是目前考古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最大的单体夯土建筑。总之，陶寺遗址宫城内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发掘与发现，对于中华文明起源以及早期中国等重大课题的研究具有推动意义。
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
为深入了解石家河遗址的布局结构、探讨石家河遗址在中华文明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2014-2019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湖北省天门市博物馆三家联合组成石家河考古队，对石家河遗址群及外围9平方公里的区域进行了系统勘探，相继在石家河遗址群的印信台（2014-2016）、谭家岭（2015-2016）、三房湾（2015—2017）、严家山（2016）、朱家坟头（2017）、蓄树岭（2018）、罗家柏岭（2018）、周家湾（2019）等遗址进行了重点发掘，共计发掘面积6212平方米，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
在重大发现方面，以谭家岭大型城址、印信台大型祭祀场所、谭家岭高等级敛玉葬、三房湾专业制陶作坊等揭示成果最为瞩目。
谭家岭古城的发现及年代的确认，表明大约距今5500左右（即油子岭文化晚期），汉东地区的文化中心已从东南紧邻的龙嘴转移至石家河，其形成的背景当与油子岭文化晚期的强势扩张有关。谭家岭古城城垣内面积达17万平方米，远大于同时期同文化性质的城头山Ⅱ期城址及其他遗址，是石家河作为长江中游文化中心的重要开端，也是后来的石家河古城形成的重要基础。
印信台大型祭祀场所揭露了石家河文化晚期5座人工堆筑的黄土台基，在台基周围还发现多组套缸遗迹及100多座含瓮棺、扣碗、倒扣缸等特殊的祭祀遗迹，是迄今长江中游发现的规模最大的祭祀场所。陶器成分分析显示，这批套缸来自于大约五个不同生产场所，且从形制、纹饰及缸上的刻划符号可作大致区分，表明祭祀活动是不同的人群共同参与的结果，是社会意识形态走向强化及制度化的表现。
谭家岭高等级敛玉瓮棺的发现，填补了过去在敛玉葬等级划分上的中间缺环。大致说来，W9代表了目前已发现的最高等级，玉器组合中包含了神人头像，级别与肖家屋脊W6相当或略高。第二等为包含有人头像的W8，第三等为不见人头像而仅有动物造型（虎、蝉常见）的W4、W3,第四等为仅见蝉的W7，第五等为配饰，第六等仅见少量边角料或无玉器，过去在肖家屋脊多见，严家山为数不多的随葬有少量玉器及边角料的瓮棺也当属最低等级。
三房湾遗址揭示的陶窑、黄土坑、洗泥池、蓄水缸等遗存多与制陶有关，同时还发现数摞陶杯套叠烧结的现象，显示出制陶作坊的典型特征，结合出土的数以万计的红陶杯残件分析，可以认为这里是一处石家河文化晚期至后石家河文化时期以烧制红陶杯为主的大型专业窑场。
除上述四个遗址以外，朱家坟头、蓄树岭、罗家柏岭、周家湾等遗址的发掘也取得了重要突破。朱家坟头揭露了一片从屈家岭文化早期延续至晚期的一片小型家族墓地。蓄树岭遗址清理了一批后石家河文化与居址相关的房基、灰烬层、烧土堆积、灰坑、灰沟等遗迹。罗家柏岭遗址揭露了一处石家河文化晚期的黄土堆积台基。以上发现为深入了解石家河遗址的宏观结构与组织分层提供了坚实的支撑，表明了遗址群存在功能区划，同时揭示了生产专业化与社会阶层化的总体趋势。
从石家河历年的发掘来看，与此前的石家河文化相比，石家河遗址群后石家河文化分布范围并未缩小，只是堆积整体偏薄，遗存数量减少，而从蓄树岭丰富的堆积及东南部的遗址数量骤然增加等情况来看，推测遗址的中心区域发生了位移。而以谭家岭为代表的多批精美玉器的发现，表明后石家河文化阶段，文化发展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多元融合与中兴强盛的态势。后石家河文化阶段的聚落中心与文化格局仍是今后发现与研究的重大攻关课题之一。
陕西石峁文化及寨山石城遗址
石峁周边龙山时代石城聚落的调查和发掘是石峁大遗址考古工作和“考古中国”重大课题的重要组成部分。截至目前，详细调查龙山石城20余座，涉及榆林地区黄甫川、石马川、窟野河、秃尾河、佳芦河等黄河一级支流。从目前发现来看，石城是石峁文化的典型聚落特征，规模差异明显，从数千平米到400万平米，体现了石峁王国内部的聚落等级分化。府谷寨山石城便是在上述学术背景下发现和确认的。
府谷寨山石城位于陕西省榆林市府谷县田家寨镇王沙峁行政村寨山自然村，地处石马川中游，城内面积约60万平方米，东南距黄河约25公里，西南距石峁约60公里。除石砌城墙、马面、核心台基外，寨山石城最为重要的发现是21座石峁文化墓葬。这些墓葬等级区分明显、形制特征鲜明、器物组合典型，弥补了石峁遗址墓地被严重盗掘的缺憾，为研究石峁文化墓葬提供了丰富的新材料。
2016年夏，清理了南部石砌城墙外立面，清理长度约60米，发现两处保存较好的马面，初步了解到寨山石砌城墙的年代、结构和砌筑方式。试掘庙墕地点时发现了一座较大的竖穴土坑墓，虽被盗扰，但壁龛内的随葬器物组合完整、器类典型，为找寻寨山石城龙山时代墓地提供了重要线索。2019年底，接续庙墕地点的重要线索，又发现了几座龙山墓葬。
截至目前（包含2019年底的发现），庙墕地点共清理石峁文化墓葬21座，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多为东西向，根据葬具、壁龛及殉人情况可分为以下四类：一类墓有木棺、有壁龛、有殉人，共3座。墓主葬于木棺内，仰身直肢，身上一般随葬3至4件玉器。殉人位于墓主左侧棺外，侧身面向墓主，殉人身上有砍砸痕迹。墓主与殉人身上均涂抹朱砂，身下有白色铺垫物。墓主右侧坑壁上有一馒头形壁龛，壁龛内一般放置5件带石盖陶器，陶器组合常见喇叭口瓶、斝、深腹盆、小罐或壶，另外壁龛内还放置1至2件细石刃。此类墓葬规模最大。二类墓有木棺、有壁龛、无殉人，共4座。均为单人仰身直肢葬，壁龛位于墓主左侧坑壁上，壁龛内均放置猪下颌骨，多者10件，少者1件，经初步鉴定为家猪。三类墓有木棺、无壁龛、无殉人，共7座。均为单人仰身直肢葬，部分墓主身上发现纺织物痕迹。四类墓无木棺、无壁龛、无殉人，共7座。均为单人葬，葬式有仰身直肢和侧身屈肢两类，以仰身直肢葬为主。此类墓葬规模最小。以上四类墓葬等级区分明显、形制特征鲜明、器物组合典型，弥补了石峁遗址墓地被严重盗掘的缺憾，为研究石峁文化墓葬提供了丰富的新材料，是对石峁文化研究的一次重要补充。
另外，庙墕地点还发现一些房址、灰坑等石峁文化遗迹，出土了一批典型陶器、石器、骨器，特别是墓地周边发现的“灰坑葬人”现象，或与墓地葬仪或祭祀有关，值得进一步关注。
“缀点成面、织缕为绢”。近年来，石峁周边龙山石城考古调查，府谷寨山、榆林寨峁梁石城聚落发掘研究，为研究石峁文化和构建石峁王国提供了基础性考古材料，为深入探讨河套地区聚落与社会提供了基础性研究资料。
